中小企業融資,再築防火牆
一頭是嗷嗷待哺的中小企業,另一頭是手捏大把資金,卻因企業缺少抵押物或擔保而不敢放貸的銀行。融資擔保機構就是連接這兩頭的橋樑。借助這一第三方,眾多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融資條件的中小企業,如願以償地從銀行拿到了貸款,銀行則分散了大部分潛在的融資風險。而作為“擔保的擔保”,再擔保則帶有濃厚的政府色彩,為擔保業築起了一道化解風險的“防火牆”,最終讓融資困難的廣大中小企業受益。

 

浙江堪稱是國內數一數二的中小企業大省,中小企業在全省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底,浙江各類中小企業總數已達260餘萬家,佔全省企業總數的99.9%;2009年全省中小企業創造的工業總產值達1.65萬餘億元,佔全省工業總量的96.4%;工業中小企業從業人員1412萬人,佔全部工業企業從業人員的95.1%。

儘管中小企業貢獻卓著,但囿於缺少有效抵押物、信息不透明、財務報表缺損等種種原因,多數中小企業多年來只能逡巡在銀行融資的大門外面。

近幾年,政銀企三方攜手,已為省內中小企業搭建起了一個個融資平台;從改變經營理念到信貸流程再造,再到創新產品和服務手段,浙江銀行業金融機構為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想了不少辦法,浙江中小企業從銀行獲得的間接融資量逐年看漲。

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期待中小企業融資難瞬間便“冰消雪融”,顯然不現實。缺少抵押物、缺少擔保,依然是多數中小企業獲取銀行信貸的一道高門檻。儘管目前全省已有不少第三方擔保機構,但因缺少再擔保體系,使融資整體風險基本上只能由擔保機構一家獨扛,無法分散,不利於擔保機構做大做強。為此,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日前專門以中小企業再擔保體係為主題組織了一次沙龍——浙江中小企業融資真實境遇如何?浙江需不需要構築再擔保體系?浙江需要什麼樣的再擔保模式?相關專家學者展開了一場精彩的觀點“對對碰”。

形如當舖,多數中小企業被擋門外

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世界性難題,但在我國更有一層體制上的障礙。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金碚一發言便直指要害。

他說,從銀行現行的信貸制度看,中國的銀行有點像“當舖”。因為銀行信用貸款非常少,大部分貸款都是抵押貸款,需要抵押物,這恰恰是中小企業最大的“軟肋”。加上國內銀行盈利結構也與國外不同,國內銀行依靠存貸利差,日子就能過得挺“滋潤”,只要能找到大客戶基本上就可以“衣食無憂”,因而主動開發“吃力不討好”的中小企業信貸業務積極性不足。

中小企業融資難帶有普遍性,但需要具體分析。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金雪軍認為,不同層面中小企業的融資境遇不能一概而論。在呈金字塔形結構的中小企業群體中,處於金字塔頂層的中小企業往往資產優良、發展潛力大,較易受到銀行和風險投資基金的青睞;中間層的中小企業通過抵押、擔保或與銀行長期合作辦理信用貸款,融資也相對容易;而處於金字塔底層的多數中小企業,因自身實力較弱、抗風險能力不強,又不具備抵押、擔保的基本條件,很難得到銀行信任和其他外部資金支持,這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大頭”所在。從這層意義上看,再擔保就是通過政府財政資金的扶持,鼓勵銀行、擔保機構加強對金字塔底層企業的服務滲透。

相比銀行,擔保機構對風險的容忍度顯然更高。銀行不願沾手的業務,擔保機構往往願意做。金碚打了個比方,貸款就像一杯牛奶,最肥的“奶皮子”先給銀行切掉了,這部分業務既賺錢風險又低,但這里基本沒有擔保公司的份。 “奶皮子”切完後,還剩下很多奶,裡面還有值得投資的對象。此時銀行通常會認為風險已偏高,“油水”也不那麼足,擔保公司就可趁機而入。但由於銀行對擔保公司的信任度有限,雙方合作容易產生齟齬,政府擇機介入,一方面可以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另一方面還能發現很多值得銀行放貸的中小企業。所以,只有政府再擔保、商業擔保機構、銀行三位一體,才能打通中小企業融資的“經脈”。

獨木難支,擔保亟需再築風險屏障

再擔保的初衷是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但這一目標需要迂迴實現,即通過對擔保機構的融資擔保來落實。近幾年,浙江擔保業的發展可圈可點,到2009年底止,全省各類擔保機構達378家,擔保資金總額達170億元,已為12萬家中小企業提供了將近2000多億元的擔保資金。在擔保規模迅速擴張的同時,風險控制總體不錯,累計擔保的代償率在0.39%左右,累計實際損失率控制在0.035%,比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都要低。

不過,正由於再擔保體系的缺失,全省擔保業發展瓶頸日益顯現:一方面,由於缺少最後一道風險屏障,擔保機構開展業務不免“縮手縮腳”,全省擔保機構年均擔保資本金放大倍數從2005年的4.36倍降至2009年的3.01倍;另一方面,擔保貸款的利用率不高,全省擔保貸款餘額佔中小企業銀行貸款餘額的比重僅5.3%,中小企業中只有2.15%的企業通過擔保獲得貸款,遠低於日本靜岡縣23%和42%的水準。

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的葉天華說,再擔保基金和機構的缺失,使擔保行業的整體風險無法分散,只能靠內部資本積累來消化部分風險。她表示,根據國際經驗,擔保機構承擔風險責任的比例通常為70%至80%,剩餘部分則由協作銀行承擔。但我省多數擔保機構因實力孱弱,與協作銀行不在一個等量級上,合作中往往只得“委曲求全”,承擔更高比例甚至100%的風險。加上自身又缺乏完善的擔保保證金制、集體審核、風險內控等製度建設,在擔保過程中易出現行政指令性擔保、人情擔保、“拍腦袋”擔保等非正常現象,致使風險高企。

在北京中小企業再擔保機構負責人秦愷的眼裡,再擔保與擔保機構其實是一種相依相存的關係。所謂再擔保,一定要建立在發達甚至成熟擔保市場的基礎上。國內有的地方再擔保運作得不很成功,關鍵就在於其擔保市場本身並不發達,企業群體資質也不夠好,擔保公司再放大融資倍數,風險也同步放大,結果誰都不願做,再擔保的作用就無從談起。

巧撥千斤,再擔保顯現乘數效應

“應儘早通過設立再擔保基金來完善全省中小企業擔保體系。通過銀行、擔保機構的介入,對中小企業進行放貸審核,財政只需付出撬動資金對其進行再擔保,就可以實現明顯的乘數效應,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國務院發展中心企業室主任李國強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他表示,目前再擔保機構主要有公司模式和基金模式兩類。設立一家市場化運作的再擔保公司,權責明確、定位清晰,可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但也會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如何控制風險上。基金模式的最大好處是可將再擔保業務與再擔保資金的運作和補償相分離,發揮市場在再擔保業務中的資源配置作用,同時體現政府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導向和支持作用。

當然,再擔保基金需要有一個合理的資本金規模,這樣既能體現對擔保行業的扶持,又能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槓桿作用。從北京、廣東、東北三省等已設立再擔保基金的地方看,其資本金規模都在10億元以上。而浙江2009年擔保機構為中小企業貸款擔保額為512.1億元,如果以10億元再擔保資本金規模,按30倍的放大效應測算,約為300億元,基本可覆蓋全省60%的擔保貸款。按現行銀行存款利率水平和通行的1%擔保代償率計算,10億元再擔保資金每年協定存款的固定利息收入,與再擔保代償費用大致持平。這樣,再擔保資本金安全基本無虞。

秦愷表示,不論是基金還是公司,再擔保機構作為信用擔保的最後一道屏障,均可充分發揮擔保資金的乘數效應。像北京中小企業信用再擔保公司投入運營後,北京市擔保行業的平均擔保放大倍數從2008年的4.2倍迅速增至2009年的7.4倍。以此水平計算,浙江擔保機構一年可再新增400億元擔保貸款,總額達800億元左右。除此,再擔保機構還可利用自身資本金雄厚的優勢,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中的創新提供擔保。比如,小企業集合信託債權基金、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等,以解決擔保機構資本金小、擔保服務能力不足的問題。

浙江工業大學教授程惠芳認為,省級再擔保基金應堅持省級財政出資的主導地位,擔保公司交納一定保證金,再由擔保公司所在縣市財政按比例出資。這樣做的好處是能將各個層面的利益“綁定”,“一榮共榮,一損俱損”。她表示,按照國際慣例,擔保機構的擔保倍率一般不超過18倍,而日本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的法定倍率可達60倍,美國為50倍,韓國也有20倍。從它們的實踐看,乘數效應十分明顯,借得我們藉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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